刘伯承躺在病床上，可是说客络绎不绝。熊克武等人亲自到医院来，敦促刘伯承带伤上阵，以挽救战局。刘伯承以身残为由，婉言拒绝。刘伯承的好朋友王尔常受上司委托，前来传话，说请刘伯承担任师长。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：“尔常，你我相处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么？岳武穆云：‘文臣不爱钱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！’我从军数年，向来不顾个人性命，家中更无私蓄，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，为的是救国救民。看现在的世道，内忧外患，国将不国；官压兵扰，民将不民。我冲锋陷阵十多年，为的是拯民于水火，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。”

刘伯承在最苦闷的时候，他的两个共产党的好朋友，及时给他指明了方向，一个是吴玉章，一个是杨闇公。

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处，一面探视病情，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。后来，通过吴玉章的介绍，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。杨闇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、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，重庆革命领袖。

吴玉章、杨闇公对刘伯承的人品、学识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十分敬佩，有意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。他们经常探望刘伯承，与刘伯承促膝长谈，并送一些进步书刊。刘伯承曾经回忆说：“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，可以说朝夕不离，论说当时局势。”在吴玉章、杨闇公二人的影响下，刘伯承的思想逐渐发生质的变化。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近的政治见解，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刘伯承素以“深思断行”为座右铭，爱独立思考，决不随波逐流，对于政治问题，他格外谨慎。有一次，刘伯承在将校学堂的学友、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，在与刘伯承交谈时，诚恳地劝说刘伯承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当时，杨闇公也在座，并对此寄予希望。令他们意外的是，刘伯承坦率而又严肃认真地回答说：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，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。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，所见所闻已经不少了，川军那里我是决定不回去了。但是，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？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，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。“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，我觉得太不对了。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，正拟极力深研，将来始能定其方道。”

杨闇公不仅没有责怪刘伯承，反而更加敬佩刘伯承。杨闇公在日记中赞叹说：“这是何等的真切，何等的真诚哟！比起那因情而动，随波而靡的人来，高出万万倍。”

为了摆脱外界的干扰静心养病，刘伯承转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的家里，一面养伤，一面继续深入地研究新的革命理论。1924年夏末，因熊克武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，刘湘、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，大肆迫害进步人士，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，也辗转到了犍为。他向刘伯承介绍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的革命形势。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成立了工会和农会组织，与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坚决斗争，革命运动如火如荼。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精诚合作，广东革命政府日趋巩固，革命形势蒸蒸日上。刘伯承怦然心动，决定与吴玉章一同出川，去实际考察革命形势，考察中国共产党，再决定是否参加中国共产党。

1924年秋末，刘伯承和吴玉章等人取道贵州、湖南去上海。期间，他们看望了老朋友熊克武。熊克武动员刘伯承到自己的部队来，刘伯承断然拒绝，两人大吵一架，从此分道扬镳。

1925年2月，刘伯承与吴玉章坐火车到达北京，访问了吴玉章的学生、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，以及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。赵世炎介绍自己的老师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刘伯承没有立即随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而是继续观察、思考。5月，正值“五卅”运动兴起。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运动，杀害工人，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，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，5万多学生罢课，许多商人罢市。全国几十个城市都暴发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、罢课、罢市。刘伯承被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精神所感染，从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和中国的希望，主动向陈独秀提出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。

6月下旬，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，正巧赶上了省港大罢工。刘伯承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，再次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伟大意义。

7月，刘伯承随吴玉章返回四川。1926年5月13日，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，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至此，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达60年之久。